研學旅行
什么是研學旅行古人都做了些什么！
摘要：研學旅行是近十年來出現的新詞，由我國古代游學、近代修學旅行，逐步演變發展而來。研學旅行延續和發展了我國傳統游學、“讀萬卷書，行萬里路”的教育理念和人文精神，成為素質教育的新內容和新方式。
溯源：從“游學”到“讀萬卷書，行萬里路”
溯源我國的研學旅行，可追及春秋戰國的“游學”，多指遠游異地，從師學習，以所學游說諸侯，求取官職。史載孔子招徒講學，率弟子們周游列國、傳道授業，弟子們跟隨他遍訪都邑，從困頓碰壁中體悟人生，開闊眼界，了解民風政情。
及至戰國，諸侯并起，厚招游學，廣納賢能；文士們通過游學增進學識，進而充當縱橫家游說諸侯國，以言策建立功業，實現自己的理想抱負，成就了一大批人才。
兩漢承繼戰國游學之風，學子們為學經,遠行訪師問道，既求聞達也求仕途。游學豐富了學子、士人的知識與閱歷，也成就了許多人。如司馬遷“二十而南游江、淮，上會稽，探禹穴，窺九疑，浮于沅、湘，北涉汶、泗，講業齊、魯之都，觀孔子之遺風，鄉射鄒嶧，厄困鄱、薛、彭城，過梁、楚以歸”。（見《史記·太史公自序》）游歷和文化訪古，對其終成《史記》，有很大的助益。
唐代興“壯游”、旅行學習之風，眾多士子走出書齋，多作郊游、遠行、交友、邊塞之旅。他們訪古問俗、優游林下、尋幽探勝、結交豪杰、相互學習，在旅行中學習知識、體悟人生、修為人格、傳承文化，成就很多傳世的詩篇，而開放、包容的文化，更成就了當時文化的空前繁榮。
及至宋代和明清，游學、書院文化盛行，士人旅行制度化，社會逐步形成了“讀萬卷書，行萬里路”的主流意識。宋代理學家、思想家朱熹主張學子不應拘于一隅，而應“出四方游學一遭”（《朱子語類》）。
當時名師碩儒所在的書院，常常成為一地教育、學術中心，吸引遠近的學子趨而往之；士子們則利用科舉和出仕機會頻繁旅行，深入了解各地歷史文化、名勝遺產、典制賦役、科技發明，觀察社會，推動文化、社會變革。如宋代的沈括少隨父宦游州縣，出仕后重游歷研究，他“博學善文，于天文、方志、律歷、音樂、醫藥、卜算無所不通，皆有所論著”（《宋史·沈括傳》），最后寫就集科技之大成的《夢溪筆談》。董其昌在《畫禪室隨筆》談畫訣：“讀萬卷書，行萬里路，胸中脫去塵濁，自然丘壑內營，立成鄄鄂。”
“讀萬卷書，行萬里路”，強調行中去悟，實踐中學，學以致用，這一人文精神貫穿古今，影響了后世許許多多的人。
發展：研學旅行的興起及現狀
20世紀30年代，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抱著教育救國理想積極倡導“知行合一”，認為“行是知之始，知是行之成”。他組織新安小學的“新安旅行團”作長途修學旅行。在50天時間里通過唱歌、勞動、賣書賣報、愛國演講等辦法自籌經費，看江南風光，觀察、學習沿途地理、風俗、民情，了解近代工業文明，旅途中學生們愛心相助、增進情感，學到很多關在學校死讀書學不到的知識。學生們還參觀英法日等占領的上海租界、淞滬抗日戰場，了解愛國軍民奮起抗戰的英勇事跡，增加學生們國家民族的責任感，開創了我國修學旅行的先河。
新中國成立以來，不同社會發展時期對教育有不同的要求，很多學校組織了各種帶有研學性質的勤工儉學、愛國主義教育、紅色旅游、歷史文化探源、地質生物考察等活動。而校外機構組織的研學旅行，還是伴隨改革開放的深入才開始出現的。
改革開放之后，大量來自日韓、東南亞和歐美國家的“修學旅游團”來華修學旅游。當時，中國國際旅行社、中國旅行社、中國青年旅行社三大總社及地方旅行社，紛紛成立“修學旅游”接待部門，組合、推出許多具有文化資源特色的修學旅行線路產品，接待了數以十萬計的外國修學旅行者，播下了漢文化的親近感和國際友好的種子，各地積累了大量修學產品組合、組織接待和安全保障的寶貴經驗。
外來的修學旅游理念，對國內一部分家長產生了影響。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，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，家長、學生們對國內修學旅行、出國游學的需求日殷，一些教育理念較開放的學校開始組織學生修學旅游、出境游學，不少旅行社因應需要推出一些修學旅行或海外游學旅行團，推動這一市場向前發展。可惜的是，更多的學校只專注于高考應試，尤其擔心出現安全事故，所以一直沒有制度化、規模化地開展修學旅行或出境游學。而由于沒有出臺政策規范引導和監管，出國游學總體呈現野蠻生長的狀態。
直到2013年，在旅游界的推動下，國務院辦公廳印發《國民旅游休閑綱要（2013—2020年）》，倡導“逐步推行中小學生研學旅行”，才正式為研學旅行正名。此后又有系列政策出臺，研學旅行開始受到教育界、旅游界和學生家長們的普遍關注。
